怎样认识中国现当代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十分紧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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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在每个时代都是有着很紧密的关系的.所以说起中国现当代时期的文学在现代时期,即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在政治中起着推动的作用.当代文学则是在政治的大框架下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现象.所以两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文学从属于政治而发展,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受到政治的引导作用.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要根据具体时期来对文学做出分析和判断,不能以偏概全.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文学起着一种舆论作用,文学的消费需要人民群众的接受,人民群众对文学的接受在很大一部分受到政治的宣传和引导的作用,例如样板戏.由文学再衍生出来的各种类型的艺术形式都是反过来对政治在人民中间行使提供了帮助.所以在一定层面上文学与政治的影响是互相的.最后对这一关系的分析可以结合具体时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来分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为什么文学具有政治阶级斗争思想武器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阶级分化最为复杂的时期，各种各样标明社会身份的名词多得不胜枚举，有些至今还未能完全探明其确切含义，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与门阀士族这一社会阶层的兴起、成长和衰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地方大族。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并普遍具有儒家文化素养，容易步入仕途，取得官职。东汉中后期，地方大族已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并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官宦不绝，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随着魏、晋政权的和平递交，魏晋之际的高官显贵家族取得了政治上世代为高官、经济上免除徭役的特权，成长为门阀士族。东晋政权就是在流亡江南的门阀士族拥戴下建立起来的，门阀士族操纵政权因而成为东晋一代的政治特征。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地位使之易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冲击，后者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常用办法即是以各种手段挤入门阀士族的行列，这在南朝造成了士族队伍的扩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门阀士族的特权起着否定的作用；门阀士族凭借家族地位获取高官，又强烈干预了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南朝宋、齐、梁时期，皇帝往往通过重用非门阀士族出身的人即所谓寒人来执掌军政大权，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也逐渐衰落；门阀士族在优越的环境中越来越丧失其实际的政治能力，这也是他们日益衰落的重要原因。十六国北朝时期，魏晋时出现的门阀士族人士因其社会影响和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使他们成为各族政权拉拢的对象，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十六国后赵及北魏，继续沿用或推行士族门阀制度，这对各少数民族汉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的汉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历史的发展总要不断否定一部分人的特权，实际的政治地位总是要取代门第的影响，南北朝后期，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门阀士族都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东晋南朝王、谢高门华宅中的燕子终于飞进隋唐时平民百姓的家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无论其统治区域广阔还是偏居一隅，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采用了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由于社会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有所削弱，东晋时门阀士族专政，皇权更是衰弱不堪，南朝各代皇权上升，但很长一段时间还需通过宠任寒人的办法来削弱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干扰。十六国北朝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在采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还采用部落组织的形式统治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分治，皇权的上升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又成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深入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承袭秦汉而有变化发展，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

从中央行政制度看，魏晋南北朝因袭东汉以来的发展趋势，尚书台（省）

的权力越来越重，掌拟诏令的中书省及审定诏令的门下省也相继设立起来。

西晋时，三省分立制度基本确立，取代了两汉三公九卿对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力，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成为实际的宰相，其属下各部尚书分掌政令，而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及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参与议政，又抑制了尚书令、仆射权力的过分集中。东晋南朝及十六国北朝大都沿用这一制度，虽由于皇权强弱不同和政治形势的差异而各有变通，如南朝尚书省的尚书令史、中书省的中书通事舍人凭借皇权实际运转这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北朝门下省长官侍中的权力特重，但三省分立制度一直沿用不绝。西魏末年及北周时期，仿《周礼》置六官，另创一套中央行政制度，隋取代北周后，仍旧采用三省制。

从地方行政制度看，魏晋南北朝承东汉末年制度，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为其核心，并有许多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由于皇权及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往往在州之上再增加一层权力机构。三国魏开始在重要的州及战略要地设置都督，代表中央控制军队，镇抚地方，地方军、政分途，但都督若使持节，有权诛杀州、郡长官。西晋时，都督制进一步发展，并多由皇室子弟担任，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东晋南北朝各代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北周虽改都督为总管，但实质不变。各代都督府属官全由中央尚书台（省）吏部任命，而州、郡、县属官多由各级长官从当地大族人士中选择，因而都督制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有效手段。但由于都督往往拥有数州甚至十余州军事大权，兼任要州刺史，势力雄厚，又成为他们干预中央政治的有利条件。东晋南朝地方与中央的冲突都与这一制度有关。北魏除采用都督制外，还广泛推行魏、晋以来即已出现的行台制，行台即行尚书台，由中央分派官员，授予尚书台（省）官员的名号或直接由尚书台（省）官员到地方，代表中央行使职权，全权处理地方军、政事宜，都督亦在其指挥之下。

启蒙时代的政治与文学（上）

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看，文学原先是隶属于一般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文化活动的。文学活动本身没有独立性，而是与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会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其表现除了文艺政策的制定、文学知识的传授、文学审查与奖惩制度的实施与政治有关而外，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与控制。应当说，自中西方步入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控制便一直都在进行。在古代社会，政治、道德对文学的规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的表现。在民族革命和社会政治斗争紧张剧烈的时期，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对文学发展影响深远，有时文学甚至被要求作为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文学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作家不一定顺从现行政治的体制性安排，还会有自己的“个人政治”诉求，这些个人政治诉求同样会通过文学创作影响既有的政治。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认为，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必然进入到现实的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中去，文学不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它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可以反过来作用于既有的意识形态。

启蒙时代是指十八世纪乃至之后的时代，十八世纪是欧洲乃至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有意识的社会政治革命和经济文化的革命时代。这一时期，封建君主制日益走向衰弱，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城市人口增多，旧制度与民众的民主平等的要求，使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国家间为争夺政治经济利益和殖民地的激烈战争，削弱了君主对国内的控制。并且近代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出现和传播，启迪着人们的理性和智慧。君主们为了维护稳定，不得不采用开明的专制，进行改革。一大批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无神论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理性为武器掀起了启蒙运动，目的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和蒙昧的宗教，彻底摆脱宗教迷信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建立一个“理性王国”。启蒙运动通过文学，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对封建制度和宗教思想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为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准备。启蒙文学中充斥着启蒙主义思想，为政治服务，为反宗教和反专制提供理论思想，启蒙作家大多是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宣传他们的思想。

启蒙运动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较快发展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紧密联系的，也是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所导致的无神论思想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它既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继续斗争在思想领域的表现，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与近代自然科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启蒙运动要用无神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去教育人们，打破宗教蒙昧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桎梏，消除封建神学意识与迷信，从而在新理性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思想体系”。所谓的启蒙，就是指批判封建制度，破除封建意识，解放人们的思想，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而引发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大革命，完成了由封建贵族阶级统治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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