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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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惠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长孙

第三代太宗（成祖）朱棣，乃朱元璋四子（庶出），朱允炆之叔

第四代仁宗朱高炽，乃朱棣长子

第五代宣宗朱瞻基，乃朱高炽长子

第六代英宗朱祁镇，乃朱瞻基长子

第七代代宗朱祁钰，乃朱瞻基次子（庶出），朱祁镇之弟（后英宗复位，代宗被废）

第八代宪宗朱见深，乃朱祁镇长子（庶出），朱祁钰从子

第九代孝宗朱祐樘，乃朱见深三子（庶出）

第十代武宗朱厚照，乃朱祐樘长子（武宗无嗣，乃由旁支皇室选择朱厚熜入继大统）

第十一代世宗朱厚熜，乃朱见深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庶出）之嫡长子，朱祐樘从子，朱厚照从弟

第十二代穆宗朱载垕，乃朱厚熜三子（庶出）

第十三代神宗朱翊钧，乃朱载垕三子（庶出）

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乃朱翊钧长子

第十五代熹宗朱由校，乃朱常洛长子（庶出）（熹宗死后无嗣，乃诏令五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第十六代毅宗（思宗）朱由检，乃朱常洛五子（庶出）（毅宗死后，明朝覆灭，宗室乃于南方割据）

第十七代安宗（质宗）朱由崧，乃朱翊钧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庶出）嫡子，朱由校从弟，朱由检从兄（安宗被清军所俘，群臣乃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韩王朱本铉监国，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

第十八代绍宗朱聿键，乃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庶出）八世孙，唐端王朱硕熿之长孙，朱由检族叔（绍宗死后，福建群臣拥立朱聿鐭，然而一月就被清军灭亡，乃拥立桂王朱由榔）

第十九代昭宗朱由榔，乃朱翊钧七子桂端王朱常瀛（庶出）四子（昭宗死后，明朝再无皇帝，1684年康熙攻占台湾后，最后一个监国投海自尽，明朝遂彻底灭亡）

《明史选举志考论》，郭培贵著，42万字，该书从表面上看似乎属于传统的文献考证，但若没有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深入研究，又何谈对专门记载该制度的《明史 选举志》进行考论。故实际上，这是一部把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与对记载该制度的代表性史籍的考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对明代教育、科举和官员铨选制度进行全面阐释和论述的学术专著，也是作者耗费十余年之力才付梓的倾心之作。全书把明代选举制度放在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选举制度发展的宏观视野之下，在整体把握明代选举制度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前提下，对《明史 选举志》进行了逐节、逐条的考论：不仅索其史源、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明其原委，而且对其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都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旨在通过对明代选举制度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深化和丰富对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且希望对现实相关方面的建设与改革也有所裨益。

该书主要创新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首次对《明史 选举志》的编纂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指出万斯同初稿开创了该《志》的基本规模；王鸿绪二稿对《志》的成稿起了关键作用；张廷玉定稿对二稿的结构有所调整，但内容几乎一仍其旧。总体来看，该《志》在为人们提供了明代选举制度基本构架和基本史实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富有特色的民众乞留地方官制度完全缺载，对武选、吏员、回避等制度记载过于简略和有诸多语焉不详与讹误等六大不足。上述结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该《志》具有重要意义。

二、首次对《明史 选举志》进行了全面、

对该《志》全文进行了逐节、逐句的考论，共考证出史实、人名、纪年等讹误七十余处，纠正疏陋一百余处；补充并论述相关重要史实二千余条，纠正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标点错误近三十处。从而形成该《志》迄今最为完善的一个文本，为人们正确使用该《志》提供了便利。

三、对明代选举制度若干重大而又研究薄弱甚至无人问津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深入的探讨，在考证史实、纠正讹误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启示和借鉴意义的结论，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如：

（一）首次对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深入、系统的研究：1、推翻成说——关于明代文官荫叙，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和《明史?选举志》等明史文献皆载为“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子一人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本文则得出如下结论：“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虽定未行；明中叶后，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2、指出其历史特点和积极作用——“相比于前代，不仅大大缩小了荫叙的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荫叙官在官员队伍和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作用微弱。从而，既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又使其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积极进取和加强官员凝聚力以及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古代制度建设中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成功范例”。（二）揭示了明代学校发展的以下特征及其积极意义——1、儒学设置空前普及、切实和稳定。2、包括国子监、府州县儒学和都司卫所儒学等在内的官办儒学体系空前健全。3、民生成为儒学生员和国子监生的主体，教育更加平民化。4、生员、岁贡和监生成为固定功名，官学吸引力空前增强。5、监生获得了入仕资格，成为明代文官的最主要来源。6、西南地区儒学和两京国子监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对促进民族融合和巩固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7、制度空前完备，如国子监的分斋肄业、升堂积分、历事等制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8、南京国子监是一座国际性的高等学府，接受高丽、日本、琉球官生留学累计六十九人次；其中，琉球生为其主体，达六十三人次，万历时“犹有至者”；为向海外传播儒学文化、扩大明朝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9、另设武学、宗学、社学等学校，作为上述主体教育的重要补充。指出其局限性——由于明代学校完全处于政治附庸地位，没有自身独立甚至相对独立的地位，故其教育功能日趋衰微，明中后期已沦为朝廷主要用来牢笼士子甚至压抑和摧残人才的工具；国子监的主要事务不再是教学，而是“拨历”，即排定监生的历事顺序；同时充当朝廷筹措财政收入的工具：景泰四年开生员纳粟入监之例，嘉靖年间，又明确允许民间子弟纳赀入监；对生源质量、士风和吏治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三）首次总结了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鼎盛阶段的八大主要特征及其积极意义——1、实现了科举与官学空前紧密的有机结合：科举成为官办教育的轴心和导向，而官办教育成为科举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和重要补充。2、形成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五级考试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规范程度和难度。3、形成了空前完备的由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和监生、岁贡、生员等学校功名构成的层级功名体系，显著提高了科举和学校的包容性、适应性及吸引力。4、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为统一阅卷标准、提高科举的公平性创造了条件。5、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空前严备，基本保证了科举考试在规范、公正的轨道上进行。6、取士地域空前广泛并得到制度保证，空前提高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对朝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7、创建了进士观政制度，对新进士熟悉政务和提高行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8、明中叶后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以及“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局面，科举功名已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揭示其形成原因——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朝野的高度关注，继承前代科举制度发展的成果，适应明代强化中央集权尤其是强化皇权、官僚制度空前发达和建立与此相应的文官统治的需要，适应明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其负面影响——在选拔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压抑了大量人才，所选人才素质距当官行政所需素养越来越远，造成了人力和才智资源的极大浪费，延缓了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四）考证并确认最低一级科举考试是“科考”，而非“童试”——据正德、万历两部《明会典》记载：“正统九年奏准，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科考”的开端，也即从这一年开始，各省直应试生儒必须首先通过由提学官主持的这一考试，方得参加乡试。这样，科考就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然而，长期以来，流行观点却认为“童试”是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可实际上，它仅仅是“未入儒学的士子”（弘治以后专称为“童生”）的入学考试，而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有明一代，各省直都有许多“未入儒学的士子” 考中举人、进士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五）总结了出身资格在中下级官员铨选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明代中下级官员的铨选也经历了由明初“不拘出身资格”到天顺后“重出身资格”的变化，甚至发展到“独重进士资格”，铨选“不问政绩、只论出身”的地步，给当时吏治、士风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上述变化既与官员来源日益供过于求、进士素质在整体上具有优势有直接关系，也与铨选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皇权专制政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六）廷推是弘治以后发展起来的高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即吏部奉旨会廷臣推举大臣人选并奏请皇帝裁定的制度。本文在全面考察 “廷推”制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其实质：“廷推中，无论吏部主导，还是阁臣‘阴操’之，或是‘权散九卿’，最终都要由皇帝钦定。所以，说到底，它是明代皇帝为选拔高级官员而采取的既能充分集中群臣舆论、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群臣之间的相互牵制，从而最终有利于强化皇权的制度，表面具有“民主”色彩，实为君主专制高度发达的产物。”（七）在全面考察保举制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其经验教训——保举是负有连带责任的荐举，大规模行于明初。仁宣时期由于多次敕令严行连坐之法，并始行“连名举保”之制，所以成为明代实行保举最为切实、成效也最为显著的时期。但正统以后，由于“未闻连坐举保之人”，保举者只有特权，而无责任，故保举伪滥日趋严重，滥举者“互相仿效，略不知惧”，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八）揭示了传统专制官僚政体及其统治理念对选举制度建设的负面影响——由于统治者在选举制度建设中对于形式公平的追求优先于对于实效的追求，甚至为形式而完全不顾实效，故出现了科举“严于防弊而忽于求才”、铨选“独重资格”甚至“掣签”授官而不问真才实能等明显弊端；明代统治者昧于世界发展大势，仍与前代统治者一样，把施政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单一的强化皇权和维护主要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上面，故完全忽视了在培养人才的多样性和追求选才、任官的实效性等方面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导致了人力和才智资源的巨大浪费、统治效能下降、科技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严重后果，埋下了近代中国沦入被动挨打地位的伏笔。

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引起学界的积极反响，清华大学仲伟民先生在光明日报2007年2月3日《读书》栏目上发表《考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一文，照录如下：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使用正确的史料是历史编撰学赖以成立的根本，而正确的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据，所以考据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夫。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无不受过严格系统的考据训练，传统史学家都 强调研究要从考证史料开始。针对有人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而忽视史实辨证的现象，胡适尖锐地说：“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值。”强调史实的辨证和考据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崇尚宏观、理论、架构等等，而忽视对重要历史事实的辨证。因此，史学界恢复实证主义的学风显得非常迫切。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的尝试值得称赞。

在二十四史中，官修《明史》质量尚属上乘。但毕竟这部300余卷的著作出自众手，讹误疏漏仍不胜枚举。先是黄云眉积30年功力，成《明史考证》8册，首次对《明史》进行全面清理，功莫大焉。《明史》各志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对研究明史至关重要，但黄氏著作涉及较少。《明史选举志考论》洋洋40余万字，专门考证《明史?选举志》，并对明代选举制度多方论证，不仅清理订正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论述亦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此书名为“考论”，“寓论于考，着重于论”。用力点主要有三：一是逐条辨析正误，澄清史实；二是补缺略，明原委；三是对志文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努力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前两点属于“考”，后两点属于“论”。无论“考”或“论”，事实上都可以归入考据学的范围。既考且论，于是有明一代的选举制度便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重理论与方法的风气远甚于重考据，这本来无可指责。但倡导者却忘却了考据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谓之最重要的方法亦不过分。考据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辨，以达到去伪存真、溯源补阙、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这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正是历代史学家秉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才可能看到系统完整、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我们才有了引以为豪的未间断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考据在现代中国却很难长成大树。20世纪50-70年代，考据学被认为是走实证主义路线，认定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谈考据而色变”；80年代后至今，很多人则看不起考据，认为考据是雕虫小技，只有建构起所谓的大理论框架，才是真正好的历史著作，“谈考据而色愧”。到头来其后果是，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实证方面比不上日本史学家，在理论方面又被欧美史学家超越。痛定思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丢弃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史学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明史选举志考论》对学术界的贡献，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历史事实的澄清，二是向传统史学复归的可贵努力。

年过不惑，我终于理解了傅斯年先生“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言的真正含义。先生说此话的目的决不是想对所谓的历史学下定义，而是力图说明，什么才是历史学最本质的东西。

《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一文观点简介

该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选题新。对明代庶吉士的类别、选拔频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户类等构成状况及其成因与特点进行系统研究，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二是史料翔实可靠。除传统相关文献外，本文全面、系统运用了现存明代各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第一手的科举文献。三是以考证、统计、比较和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在对明代1420名庶吉士的姓名、科别、类别、分甲、户籍所在地、乡试中式地、上四代出身、户类等史实进行逐一考证、确认的基础上，统计为系统的数据，再依据这些数据并结合相关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和定量分析。因而本文具有考实性强和所得结论精度高的特点。

该文主要结论如下：

1、明代庶吉士可分为六类。其中，只有“进学”类先后淘汰了其它各类而处于常态以及主体和主导地位。这既是明代统治者为完善该制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的结果，也是该类庶吉士具有明显优越性的结果。清代考选庶吉士即直接继承此制。

2、明代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进士总科次的68.18%；永乐后则为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2.96%；隆庆至明亡直接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3.08%；考选庶吉士的次数与进士科数之比达到84.62%。明显体现出庶吉士选拔日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天顺后，各科所选庶吉士的数量及其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也避免了此前大起大落的现象，平均比率为7.90%，大致保持在与其作为精英人才相称的规模上。

3、各类庶吉士共“1421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84%，比明代进士占举人总数之比低18个百分点，比一甲进士占进士总数之比高4.76个百分点；说明庶吉士作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已成为明代科举功名体系中高于一般进士而低于一甲进士的重要一环；由此也就相应成为在仕途发展和统治高层发挥影响等方面仅次于一甲进士而高于一般进士的政治和社会群体。这既是明代对科举制度的重大发展，同时也为明代铨选形成科举功名与任官等级大致对应的特点、从而把形式公平贯彻到空前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

4、庶吉士考选给二甲特别是三甲进士带来难得的上升契机。其中，半数以上庶吉士来自三甲进士，在边远地区则有近70%的庶吉士来源于三甲进士，说明该选对于三甲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成为三甲进士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进入统治高层尤其是内阁决策层的最主要通道。这不仅对于减少考试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选拔边远落后地区人才进入统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5、庶吉士来源十分广泛。这首先表现在地域来源的广泛上，全国各省、直都有庶吉士分布；特别是为边远和落后地区的进士入选，明廷还于正统后的某些科次采取了指定区域考取的措施，天启、崇祯间更实行了按省、直分配名额的办法；从而，使该选不仅成为各地区人才进入统治高层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成为北方、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其它边远省份人才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最主要通道，也为清代进一步完善庶吉士制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其次表现在出身和户类来源的广泛上，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17.62 %、出自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2.48%；而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又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体、庶吉士家族绝无超过三代者；出自非民户的庶吉士占到了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二强。所有这些，都表明该选确已成为明廷吸纳各阶层、各户类人才进入统治上层的得力工具；反映了明代社会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以上两点不仅对改善明代高级官员尤其是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地域及其出身结构，实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才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增强朝廷凝聚力、稳定社会和巩固统一，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6、为比较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是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对永乐至崇祯52科14763名进士上三代功名状况进行了统计，所得数据表明，庶吉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高于二、三甲进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反映出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一是拥有良好的文化积淀、应举氛围和优越的物质条件，二是拥有明显的政治资源优势。

7、军、匠籍庶吉士在庶吉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皆超过军户、匠户各自在户籍总数中所占比例。其中，以军籍庶吉士表现最为突出，平均高出军户在户籍总数中占比11.81个百分点。这说明军、匠籍人户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相对于其它户类更高的社会流动率；证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比地位较高的人群总体说来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会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而明代科举恰为这种努力和上升的实现提供了稳定而公正的渠道以及制度保障。

8、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出自浙、赣、闽、豫、鲁诸省和南、北直的庶吉士构成了明代庶吉士队伍的主体，而其余八省拥有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强；但这一格局又与这些省直在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和科举实力等方面在全国所处的地位相适应。

9、庶吉士选拔具有很高的公平性。表现为93.31%的庶吉士都是经考试产生，而以考试决定去取则是官僚体制下最为公平的甄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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